少有人走的路《我们内心的冲突》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正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绝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对于个神经症患者来说，认识并解决冲突时的困难更为巨大。通常，他能有意识地、清楚地体验到的感情是恐惧与愤怒，这往往是别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的反应。不过，甚至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样典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他们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太深了，失去了自己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病人连断然舍弃的能力都几乎丧失了，更不用说完全失去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
那么，神经症的冲突的特点是什么？
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一个机械设计工程师常有阵发性疲倦感和烦躁感。某一次发作由下面这个事件引起：在一次技术讨论中，他的意见被否定而同事的意见被采纳。这以后不久，在他缺席的时候大家作出了决议，随后也没有给他机会陈述自己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满可以认为这件事不公平而挺身反对，或者也可以不失体面的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办法任选一种都会是协调性反应。
但他没有这样对待这件事。虽然他痛感被人轻视，却不作反击，他仅仅意识到恼怒。他心底深处的愤怒只出现在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怒气是一种混合物，即有对别人的恼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恼怒，由此造成了他的倦怠无力。
这个人没能够作出协调的反应，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早把自己看得了不起，而这种自大的形象是需要他人的尊敬才能树立起来的。不过他是无意识的；他行为的出发点一直是：在他的专业领域内，他的天资和才干是无人可比的。任何对他的轻视都可能危及这个出发点而挑起他的怒意。
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虐待倾向，想贬低别人，鄙视别人。这种行径当然是他所厌恶的，所以他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饰了起来。险些之外，还有一种因素――他的无意识的内驱力，即为了利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人，所以自己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体面。另外，别人对他的赞美和好感，是他的强迫性需要，再加上他对别人的依赖。
于是，冲突使产生了：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亦即他的愤怒反应与虐待冲动；另一方面是对赞许和友爱的渴求，并力图在自己眼中显得举止高尚、通情达理。
结果是，内心的不被察觉的矛盾激化，其外化的表现则是倦怠无力，使他的整个行为能力都陷入瘫痪。
我们看看这个冲突所包含的各个因素，就首先会注意到它们相互的不一致性。即高傲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又要讨好、屈从于别人。其次，他对整个冲突是无意识的。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不是被认识到，而是被压抑了下去。内心的激战只在外部泛起一点小泡沫。感情的因素被文饰了：只有我的方案才是最好的，他们那样作是不公平的，是在蔑视我。
再次，冲突的双方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还有一点头脑，能多少知觉到他的非分要求，看到自己的依赖行为的性质，他主观愿望上也无力改变那些因素。要想改变它们，就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
他在两方面都受到驱使，身不由已。内心的需要太紧迫了，无论怎样他也不能对它置之不理。但这些需要没有一种代表了他自己真正的需要或者追求。他既不想去利用他人，也不愿意事事屈服他人。事实上，他是鄙视这类趋势的。
任何神经症冲突都显示出矛盾的驱力之间存在的这种类似的冲突性质，都表明这种驱力是无意识的、强迫性的。这样，病人总不能自己解决矛盾。
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也能认识冲突的存在。相反，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被牢牢地压抑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将它们解放出来。
正常的冲突涉及到两种可能性的实际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实际上渴求的；因此他就可能作出合理的决定，即使这是困难的，而且必须有所舍弃。
陷入神经症冲突的人不可能自由选择。两种方向相反的力以同样的强度驱使着他，而这两个方向都是他不愿去的。所以，通常意义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被“搁浅”了，感到一筹莫展。要解决这种冲突，只有对神经症倾向进行处理，改变他与已、与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完全摆脱那些倾向。
这些冲突不仅难于认识，不仅使人感到无助无望，还具有叫病人害怕的分裂其人格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特点并牢记在心，我们就不能理解神经症病人不顾一切地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或者尝试正构成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要发现神经症的这些冲突并非易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主要处理于无意识中，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往往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
我们能从神经症的症状里发现冲突的存在，就是说，每症状都是冲突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产物。我们将逐步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有什么影响，它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例子里，那个工程师确信事情办得不对，于他不公，但不表示出异议。在第二个例子里，一个极其珍视友谊的人结果偷朋友的钱。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正如体温升高是机体有病的确切标志一样。
举几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一个姑娘很想结婚，却躲避向她求爱的男性；
一位弱爱孩子的母亲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
一个对别人慷慨解囊的人对自己却连一分一厘也吝啬得很；
一个人渴望孤独，但从不设法一个人独处；
一个人对别人容忍、原谅，对自己却苛刻、严厉。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分析。
假如一个看来弱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她孩子的生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她更关注当好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即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二者正在相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被意识所体验到。这似乎与我前面的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抵触。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者扭曲。这样，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惯技――回避策略――还是发现他非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是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他现在决定不下，该同这位女性结婚还是该同那位结婚，该选择这项工作还是选择那项工作。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作出任何决择。
于是，他也许求教于分析医生，但他必须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摩擦着的炸药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下面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的。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的相互冲突的趋势。他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都必然表明它的对立面也同时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
外表的阴柔暗示着内心的阳刚；表面的外倾，掩藏着内倾；
外表上偏重于思维、理性，内心则偏重于情感。
至此为止，似乎荣格把冲突看作是神经症的一个主要特色；可是，他接着说，这些对立物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其目的是对两者都兼收并取，从而向作为理想的完美靠近。
这就是他称之为“补充法则”。
我也承认对立的趋势包含互补的因素，在人格的整合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患者对这些东西固守不放，因为它们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努力。
例如一个人倾向于内省，与世无争，只关注自己的感情、思想或者想象，而不关注别人。假如我们将他的这一趋势看作是真正的倾向，即是他的机体素质所决定并由个人经历所增强的倾向，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我们就向病人指出他暗藏“外倾”的趋势，指出两个倾向的任何一个都有片面的危险，鼓励他将两种倾向都兼收并取，指导自己的生活。
然而，例如我们把这个病人的内倾表现（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自我独立）看作是他回避冲突的手段，而那种冲突正是他与他人接触导致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这种内倾的外表所掩藏的冲突。只有在这些冲突解决之后，才能迈向目标――内心世界的完整。
小孩在一定时候三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者对抗人，或者回避人。
小孩新近人时，愿望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强有力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决定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即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这三种心态的第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三种倾向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我们观察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情况就是如此，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它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
在一个主要表现为附和和服从的类型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某种超然独处的需要。一个主要表现为敌视他人的患者，也可以有服从的成份。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它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因此，一个自我孤立的人肯定会采用无意识的策略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一旦与他人共处便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同时，居主导的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但不总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正常人的三种态度不应该是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谐统一。
但是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神经症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会反而感到惊惶失措。
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在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漫延到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漫延到整个机体组织。这些态度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该被称为基本的冲突。
本理论可以作为我们先前的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把这些类型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性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种。
在每一种这样的类型中，我们全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心态才引出了或者至少有助于引出某些需要、品质、敏感、压抑、焦虑，以及一种特定的价值。
屈从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点。他对温情和赞赏有明显的要求，尤其需要一位“伙伴”，即是说，一个朋友、一位情人、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
总之，他能够完成患者对生活的一切希望。这些需要具有一切神经症趋势共有的特点：它们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受挫后便产生焦虑或者变得颓丧。
这些需要所起的作用，几乎不依赖于与患者有关的“他人”的固有价值，也不依赖于患者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感情。
这些需要围绕的中心是对亲近的渴望，对归属的渴求。
屈从型的人总爱强调他与别人趣味相投、气质相近，而无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对人的这种误解不是由于愚昧、呆笨，而是由于他的强迫性需要决定的。
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他、爱他；他需要感到别人接受他、欢迎他、赞赏他、佩服他、离不了他，尤其是某一个人需要他；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保护他，关心他，指导他。
这类患者可能认定这些欲望都是十分自然的，但他的错在于，他认定的不顾一切的对温情和赞同的渴望是真诚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些需要笼罩着对安全感贪得无厌的渴求。
患者对安全感的要求太迫切了，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在他的这些努力中，他便产生了某些品质和态度，而这些品质和态度便铸成他的性格。
这类品质与态度有一部分可以称作“给予温情”的，即对他人之所需他能敏锐感受到。
他会变得“无私”、“富于自我牺牲”，“无所索求”，随时准备满足别人对同情、赞同等的渴望，因此他常常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感情了。
只有一点他不断要求的，那就是别人对他的温情。他变得屈从人意，过分周到。他事事赞不绝口，处处感激不尽，随时慷慨大方。他本人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他他心底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认为他们虚伪自私。但是，假如允许我用意识的术语来描述无意识的东西，我可以这样说，他自己确信他是爱所有人的，他们都“很不错”，值得信任。他的这一错误不仅后来给他带来巨大的失望，而且增加了他的总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像他本人以为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未让自己的感情或者判断介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盲目给予，同时又不由自主的要求得到同样的回报；所以，他如果没有得到回报便深感不安。
伴随着这些属性并与它们重叠交叉的，是另一种特性，它表现为回避别人的不满，逃避争吵，躲避竞争。
他总是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站在次要的位置上，把显赫地位让位与他人；他总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而且毫无怨恨（这一点是有意识的）。对报复、成功的欲望、全部被深深压抑下去。连他自己也常常感到奇怪，怎么自己就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又从不对什么事耿耿于怀。这里，他还是无视自己的真实感情，不管是否是自己的过失，都处处谴责自己，从不问罪他人。
这些态度不知不觉变成明显的压抑感。由于任何攻击性行为都是他要忌讳的，所以我们这里便发现了压抑；他不敢固持已见，对人不敢批评指责，有所要求；不敢发号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还有，由于他的生活完全以他人为重心，他的压抑阻止他为自己干点什么或者有什么个人喜好。
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会使他甚至觉得任何没有别人参与的体验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那只是一顿饭、一场电影，一处大自然风光。
这种严格的限制自我取悦，不仅使他的生活极度贫乏，而且也更增加了他对人的依赖性。
从也甘居从属地位的态度产生出第二个特点。他认为别人理所当然比他优秀，比他有吸引力，比他有智慧，比他教养好，比他高明。他的这种感觉倒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他缺少主见，软弱无能，这的确损害了他的能力；即使在他无疑具有才能的领域内，他的自卑感还是使他把荣誉归于别人――尽管本来是他的功绩――并认为别人比他更有才能。
在面对攻击性或者盛气半凌人的人时，他更感到自己渺小无用。即使一个人独自，他也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品质、天资、才能。
第三个典型特色是他的依附性的一部分，这就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我评价随着旁人的褒贬不责骂而时高时低，随着别人的喜恶变化而上下波动。这样，别人的任何拒斥对他都是灾难性打击。如果有人没有回复他的邀请，在意识上他可能以通情达理去看待，但在他内心世界里自有其特殊的逻辑方式，而这种逻辑会把他的自我评价降低为零。
换言之，任何批评、拒斥或背弃对他都是可怕的危险。他会失魂落魄的以最大努力来挽回那个他因此而害怕的人对他的看法。他一边脸挨了耳光后又把另一边脸凑上去，这并非是由于神秘的“受虐狂”驱力所迫，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作的唯一努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价值观，它们涉及到善、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而自私、野心、粗心、放荡、权势等是他深恶痛绝的，虽然这些属性他同时也会暗间赞赏，因为它们代表“力量”。
我们在分析“屈从型”时发现病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攻击倾向压抑着。患者表面上虽然对人非常关切，可我们发现他对别人实际上缺少兴趣。他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的强取或者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胜过他人，要成功地报复他人。
当然，被压抑的内驱力在类型和强度上各不相同。一部分原因是，它们产生于幼年时代所受不幸。不过，成人时期的经验也会产生和增强攻击性趋势，因为许多因素都随时可以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
事实上，患者的“自我抹煞”和“与人为善”，只会招致被践踏、被捉弄的处境，而依附他人也只会使自己更脆弱；结果，病人反而感到被乎视、被拒斥、被轻蔑，尤其是在他对大量温情和高度赞扬的期待落空的时候更是如此。
“屈从型”的患者不仅意识不到这些压抑存在，还强烈的希望永远也不意识到它们。他甚至忧心忡仲地提防着，怕的是这些压抑的迹象会在自己或者他人面前暴露出来。
之所以压抑这些，原因如下： 知意能危及患者去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或自我肯定都显得自私。他自己就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从而认为别人也在对之进行谴责。他绝不敢冒然招来这种谴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完全有赖于别人的赞同。
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的诸多试图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和完整的感觉。
这种欲望的因素如下：一是我们的实际需要，即我们的生活之轮必须照常运转，而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逼近时则作不到这一点；其二是我们产生一种巨大的恐惧，怕被分裂，突出一种倾向把另一种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工，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这些无意识的试图，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发生作用或者表现出来。被压抑的敌意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以不同的猛烈程序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恼怒和情绪恶化。他本人对这些却以为完全是自然的。
所以“屈从型”的多数属性都有双重动机。当患者自我贬低时，他的隐秘的目的是避免摩擦，求得一团和气；但这也可能是压抑自我的一种手段。当他让人占据上风时，即是在屈从忍让，也可能是在逃避心中升起的想要利用他人以肥自己的愿望。
我们还要注意爱情与性欲在屈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东西，是生活的目的。没有爱情的生活显得乏味、无趣。借用弗里兹讨论强迫性追求时所用过的话为说，爱情成为被追逐的幻影，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无论是人还是自然，是工作，是娱乐还是一种兴趣爱好，如果没有爱情关系为它们增添色彩与风味，它们便毫无意义。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这种痴迷更多见于女性。
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表现，因为它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强迫性内驱力。
患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推论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推论的出发点却是谬误的。其谬误在于：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所指望的是消除冲突的有害后果而不是对冲突本身进行任何改动。
这种态度正是每一种企图解决冲突的神经症式的努力所特有的性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努力到头来注定失败的理由。
把爱作为解决手段的情况，多数情况下，他将是在尘世中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从而毁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最好的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只要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屈从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固执地以为人皆为“善”，但又不断的受到相反事实的打击；那么，攻击型的一个类似特征：它认为皆“恶”是理所当然的，拒不承认人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大搏斗，任何人无不争先恐后。他只是很不愿意地、很有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
他的态度有时候一望便知，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大度外表有一层掩饰，那便是礼貌周全、公正不阿、待人友好。这种外表可以比喻为阴谋家为了权宜之计而作出的让步。
事实上，这是虚饰、真实感觉和神经症需要的大杂烩。这种神经症患者的一个欲望是使别人相信他是好人；而在这种欲望中，有可能掺合着一种真心实意，尤其是患者明知他的支配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时候。这当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了对温情和赞赏的神经症渴求，而这种渴求却服务于攻击性目的。屈从型不需要这种“门面”，因为患者的价值观与社会认可的美德标准相一致。
事实上，攻击型患者的需要带有和屈从型同样的强迫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需要是由他的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在屈从型中占显著位置的恐惧，却是在攻击型中从未听说也从未见到的。对他而言，任何事物终究会变得或者至少显得凶多吉少的。
他的需要来自于一种感受，他感到人生是一个博斗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像达尔文指出的，是弱肉强食。为了个人利益而顽强奋争是第一条定律，由此产生控制别人的首要需求，至于行使控制的手段则数不胜数。
有直接大权在握，也有以对人关心备致或者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
他更愿意幕后使权，采用的手段经过深思熟虑，这表明他相信只要老谋深算或富于预见，没有办不成的事。
他的控制所采用的形式，一方面依靠天秉赋，另一方面则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
例如，一位攻击型患者同时又倾向于自我孤立，他就能避免去直接控制别人，因为那样反而会使他与别人发生更密切的接触。
伴随着这些需要的，是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身负重誉或获得某种形式的显赫。这些奋斗也使患者在主观上获得一种力量感觉，因为在自身以外他发现了对自己的肯定、赞美及高人一等的事实。在这里，也像在屈从型里一样，重心不落在自身而是自身以外，只是病人所要求的肯定在各类上不同。
事实上，无论是屈从型，还是攻击型，两者所需要的肯定，都是徒劳无益的。
当人们奇怪为什么自己取得了成功还是感到不安全时，这只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学识；既然他们有这种疑惑感，这就表明成功和威望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靠小聪明压倒也人，使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需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
患者对待任何局面或者关系时所持的立场是：“我从中得到什么？”不论是钱还是声誉、接触或者是一个主意有关的问题，他都要这样想。
患者会认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做得比别人更周全。
他养成的性格几乎是屈从型的反面。他变得倔强、坚毅、或者给人这样的外表印象。
他把所有的感情，他自己和别人的，都看成是多愁善感。
对他来说，爱情也无足轻重，因为他最关心的是找这样一个配偶，这个配偶能激起他的欲念，他自己的地位可以通过这个配偶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者财产而大大提高。
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对他人表示关心。“我为什么操这个心？让别人自己关心自己吧。”
对于伦理学老问题，一个木伐上有两个人，只能活一个时怎么办，他会说，尽力保全自己要紧，不这样作才是傻瓜，才是伪君子呢。
他绝不承认自己有畏惧，总是竭尽全力将这种情绪严加控制。比如，他可能会坚持骑在马上，直到克服了对马的畏惧才下来，或者有意穿过多蛇的地方，以摆脱对蛇的恐惧。
屈从型趋于讨好，而攻击型却不惜一切地好斗。在与别人争执中，他兴致勃勃，处处留意，不惜死命相争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尤其在被逼得没有退路时显出“英雄本色”，往往变守为攻。与屈从型害怕取胜的心理相反，攻击型患者是输不起的，他只能羸不能输。
前者遇事责怪自己，后者事事推诿他人。但两者的相同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过失感。
屈从型患者在自责时并不真相信自己有错，只是情不自禁被驱迫着去自我谴责。同样，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轻易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他认为这不公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
患者居然有如此深切的现实感――他所持有的那种“现实主义”，正是与他的态度――必须对抗这个带有敌意的世界――相一致的。
他的现实观还有另一个内容，那便是极为看重谋略与预见，像一个优秀的策士一样，他随时谨慎地估计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可能的陷井。
由于他常常必须自认为是最强有力，最有头脑或者最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总是尽量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机智以证明的确如此。他对工作的孜孜不倦、苦心经营，有可能得到上司的另眼相待或者在自己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然而，这种对工作的专心致意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假象，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他达到目的一种手段。他并不爱自己从事的工作，并不能真正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也是与他竭力从生活中排斥感情这一现象一致的。
对感情的强行窒息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它是润滑油那样使机器顺利运行，不停止的制造能给他带来重大权力和声望的产品。在这里，让感情插足只会误事。感情用事只会减少他的机遇。它只会使他耻于运用那些他通常在成功之路上所运用过的心计；可能使他倾心于朋友而不是只接触可以利用的人。
另一方面，对感情的窒息必然造成内心激情的贫乏，而这种贫乏对他的追求必有影响，那就是：它注定要损坏他的创造性。
攻击型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毫无压抑之累，他可以公然说出愿望，发号施令，大发雷霆，自我防卫。但实际上他的压抑不比屈从型少。这些压抑在感情领域之中，涉及他在交友、恋爱、表达感情、表示同情和理解、享乐而不带私欲方面的能力。他甚至会认为无私心的快乐只不过是浪费时间。
他感到自己有力、诚实和现实。在他看来残忍无情就是力量，不关心他人就是诚实，不惜手段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现实观念。他自认为诚实，这还有一个缘故；他狡诈地戳穿了周围人们的伪善。他认为对事业的热情、慈善的心肠等等都是伪装。而且，他要揭露那些“公益精神”或者“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也并不困难。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哲学基础上的。强权即真理，让仁爱和宽恕见鬼去吧。人都是狼。这里，我们看到这种价值观与大家熟悉的纳粹观念并无二致。
攻击型患者为什么如此坚决抛弃人情中更温柔的一面呢？他何以会看到他人的感情行为便感到恶心呢？当有人表现出他认为不该有的同情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嗤之以鼻呢？这种患者的行为就象是一个人把乞丐赶出门外，因为他不忍目睹乞丐那种惨状。的确，他真可能对乞丐出言不逊。他会一文不给，显出过分的恶意。这些反应都是他所特有的。
实际上，他对他人的“温和”有着矛盾的感受。诚然，他因此而瞧不起别人，但同时他又喜欢别人那样，因为这样一来他便更能够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经常感到屈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象屈从型常被他吸引呢？
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受内心一种需要的驱使所致，即他需要战胜自身的温和感情。
以乞丐为例，攻击型患者还是感受到内心为真情所动，相对乞丐的行乞作出应允，觉得应该伸手相助。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需要，那就是把这一切念头都赶走，所以，结果他不仅拒绝施舍，还恶语相伤。
屈从型希望将各异的内驱力都融合于爱中，而攻击型则希望自己的名望能达到同一目的。享有名望，这不仅有可能实现他所追求的自我肯定，还给了他一个诱惑――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自己能够反过来对他们产生好感。由于名望似乎是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以他像沙漠中看到了清泉一样把它追逐。
基本冲突第三种类型就是离群独居的需要，就是对他人的回避。
神经症中的自我孤立跟哲学与宗教中所说的，渴望一种富有意义的孤独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而孤独主要是为了避免这种紧张时，想独自一人的愿望才是神经症的表现。
驱从型患者对人的疏远是被遮蔽着的，一但他发现自己在疏远别人就惊恐不安，因为他亲近他人的强烈要求使他急于相信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并无鸿沟。
事实上，对人的疏远只是人际关系失调的标志。疏远程序主要取决于关系失调的严重程序，百不取决于哪类神经症。
另一种常被以为是孤独型所特有的特征是对自我的疏远，就是说，感情麻木，对自己之所是、所爱、所恨、所欲、所想、所惧、所怨、所信均无所知，但是这种自我疏远也是所有神经症的通病。
自我独立者很象是海地岛神话中的还魂尸――被巫术复活还生的尸体。它们像活人一样工作生活，但却没有生命。而另外类型的患者却可以有较丰富的感情生活。
既然存在这种多样性，我们便不能认为自我疏远只属于孤独型。
但所有的离群者都共有另一个特性，那就是；他们能够带着一种客观的兴趣来观察自己，就像人们观看一件艺术品。更好的描述是：他们对自己都持“旁观态度”，这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态度一样。因此。他们常常是自己内心冲突的优秀观察者。这方面突出的例证是他们常显示出对梦中的象征有神秘的理解力。
最富于关键意义的当然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感情距离。不以任何方式在感情上与他人发生关联，无论是爱情、争斗、合作、还是竞争。他在自己身边画了一个圈，任何人不得侵入。这就是为什么从表面上他们还是可以与人相处的原因。但一但外部侵入他的圈子里，他便焦虑不安，这就是他的需要的强迫性表现。
他们的需要和品质都服务于这一主要目的：不介入。
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自立自强的需要，这种精神好像是鲁宾逊式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富有才干，这是他能够对自己的孤立进行补偿的唯一方法。
一种更不可靠的维持自力更生的方式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
病人隐蔽着的原则是：绝不对任何人或事表示亲近，以防止那个人或者那件事变得不可缺少。
否则，他的自我孤立原则就会受到侵犯。还是少管他人为妙。
一个自我孤立者仍然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但如果这种快乐离不开别人，他宁可放弃。
他也许偶尔会和几个朋友一起度过傍晚，但总的来说不喜欢与人往来和社交活动。
两样，他回避竞争、出名、成功，还还常常限制自己的吃、喝等生活习惯，使自己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就能挣够必须支付的费用。
他十分痛恨疾病，认为那是一种屈辱，因为疾病会迫使他依赖别人。
他可能坚持对任何事物都要第一手了解，而不是从旁人的所说获得信息。
自我孤立型还有一个特须的需要――保守个人的隐私。他象有些旅馆的客房，房间门上老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任何对他个人生活的提问都让他万分震惊。
一个自我孤立者发现别人并不特别看待他，就会恼羞成怒，因为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独特”被剥夺了。事实上，他宁愿工作、睡眠、吃喝时都是自己一个人。与屈从型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不想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怕的是别人会扰乱他。
他真正的快乐也是在后来回味时，而不是在当时。
自立自强与保守隐私都服务于他最突出的需要――绝对的独立。
自我孤立型患者的错误在于，他把独立本身看成了目的，而忘记了这一事实：独立的价值最终有赖于它能帮助他作些什么。
他的独立只是他整个离群表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离群的目的是消极的，那就是我行我素，不要强迫、束缚、义务。
与其它种的神经症趋势是一样的，对独立的需要是强迫性的、盲目的。
它的表现是：患者对任何稍微类似强迫、影响、义务的东西都过度敏感，敏感的程度恰好是衡量自我孤立趋势的尺度。不同患者受到的限制也不同。
如对任何视线阻挡都使患者有禁闭之感；患者尽可能逃避长期的义务，要他签一个合同、一张契约，只要超过一年期限，便万般艰难；要他决定婚姻大事，更是困难重重，犹豫不决。
无情的时间以其必然性使他感到是一种强迫，他想方设法晚五分钟上班，就是为了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
有自我孤立症的病从喜欢听这类故事：一个人拒绝注意时间想什么时候去车站就什么时候去，宁愿等下一班火车。
如果有人期待他去做某种事，则会使他心中不快，大为反感，也不管这种期待是别人实际表示出来的或者只是自己觉得有的。
要他与约定的行为准则或者传统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可能外表上保持一致以避免摩擦，但在内心里顽固的摒弃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和标准。最后，别人的劝告，他会觉得受到了支配，于是竭力抗拒，即使这种劝告正合他的心意。这里，他的抗拒也与一种有意无意的愿望相关，那就是：挫败他人。
对优越感的需要虽然可见于所有神经症，但是在本类中更得到强调，因为它与超群出众有内在的联系。也许，那种即不能使人变得特别强大而多谋、又不能让人觉得唯我独尊的孤立，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忍受的。
临床经验证实，当患者自我优越感被暂时粉碎的时候，他就不能再承受孤独，而是不顾一切的伸手求助，需要温情和保护了。
自我孤立者对优越地位的要求，有某些特定的性质。由于他畏惧竞争，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超群出众。相反地他感到自己高贵的品质别人应该一看便知，而勿需自己费尽心机；他潜在的优点别人应该感受到的，而不必有意表现。
他的优越感的另一表现方式可见于他自认为的“独一无二”，这直接产生于他对“与众不同”的追求之中。
另外，假如说屈从型会在心中对伙伴产生疑问“他会喜欢我吗？”而攻击型想知道“这对手的力量如何？”――那么孤立型最关心的是：“他会干预我的事吗？他是想对我施加影响，还是想让我独自一个人不加干涉？”
自我孤立者的感情生活不像其它类型的人那样较为一致。不同人差异很大，原因是：前两种类型的主要趋势是为了肯定性的目的――屈从型追求温情、亲近、爱；攻击型追求生存、支配、成功――而自我孤立型的追求带有否定性；他不要别人介入，不要别人，不许别人施加影响。所以他的感情有赖于在这种否定性框架中得以生存并发展的特殊欲望。
患者感情愈是被克制，病人就愈有可能强调理性的重要。他希望便是一切事情都能够只凭理智思维的力量便得到解决，好像只要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足以治疗自己的毛病了；或者好像单靠理性就能解决世上的一切麻烦了。
最后，在分析过程中会观察到自我孤立者的一种特点，就是患者在面对医生的进攻时死命防卫自己的孤立。虽然这种现象也见诸所有神经症，但是这一类型的患者所进行的抗拒似乎更持久，几乎成了生死博斗。
任何受到如此激烈捍卫的东西一定有一种巨大的主观价值。只有在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有希望理解孤立具有的功用，从而最终对患者进行治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几种对他的基本态度中，每一种都自有其积极的价值。
在亲近人的类型里，患者试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友好的关系。
在对抗人的类型里，他在竞争性世界中为了生存而自我武装。
在回避人类型里，他企图获得某种清高和明澈的心境。
事实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只是当它们表现在神经症中时才变成强迫的、僵硬的、盲目的以及想到排斥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它们本来具有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种价值。
神经症自我孤立的最重要的功用，是使主要冲突发挥不了作用。它是患者用以对付冲突的最极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作为众多的制造人为和谐的神经症方法中的一种，自我孤立试图通过回避而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患者并没有消除掉对亲近、支配、利己、出名等的强迫性渴求，这些强迫性渴求即使不造成他的思维瘫痪，也会持续的烦扰他。最后，只要继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他是绝不可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或自由的。
在理解了患者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后，我们熟悉了患者试图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或者说得确切些，两种对付冲突的办法：一种是压制人格中的某些方面而突出它们的对立面。另一种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保持距离以便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给病人以统一感，使他能发挥自己的各种功能，即使那是以对自己的损害为代价。
这里我们还要描述一种试图，就是创造一种患者自以为其是的意象，或者是彼时彼刻他觉得他能够或应该是的那种形象。无论是在意识还是无意识中，这种心中的形象总是与实际相距甚远。这种意象总是使患者自我满足，正象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是一个苗条又年轻的姑娘一样。而且这种意象的具体特色因人而异，取决于人格结构。有的人突出的是美貌，有的则是权力，或者是智慧、天才、高尚、诚实。这种自作的形象脱离了实际情况，却常常使患者高傲自大。
这种意象越是不真实，患者愈是敏感脆弱，就愈贪求别人的肯定和承认。对我们确信自己具有的品质，我们是不需要他人来诚实的。
从本质上说，理想化意象是一种无意识现象。尽管患者的自我夸张在一个外行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再明显不过的，患者却不知道他正在把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这种意象中包含了多少奇怪的特点。他也许会隐约感觉到他在对自己作出很高的要求，但由于他把这种对完美的追求错当成真实的理想本身，他也就不管它是否确实了，只是为之而自豪。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意象有一种静止的性质。它不是他必须不断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标，而是一个他顶礼膜拜的观念。真正的理想有能动性，它刺激人去接近它，是促进成长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力量。而理想化意象对成长却肯定会构成障碍，因为它不是否认缺点便是只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把人引向谦虚，理想化意象则把人引向高傲。
这一现象很多心理学家都提到过它。弗洛依德将它引进了关于神经症的理论，给它一系列名称：自我理想、自恋、超我。这一现象也构成了阿德勒心理学的理论核心，被他称为“争取优越”。这些解释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此现象构成了神经症的堡垒，难于攻克，甚至毫无办法对付。比如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就是治疗的最大障碍。
理想化意向功能一：理想化意象取代了基于现实的自信和自豪。
病人那种看法的谬误在于：童年时代就在他内心逐渐形成的那些因素他无心过问，但是，这些因素却是现在正作用于他而且导致他目前病状的东西。比如，他幼时所见的众多的虚伪可能是他目前对人冷嘲热讽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那便是忽略了他目前的需求——讥诮他人。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另外，在不能负责时要他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他又拒不负责。他不停地追溯童年时候的经历，就是为了使自己相信，他遭逢挫折是身不由己。同时他又感到尽管经受过危害性的影响，他的人格本来还是可以保持完好无损的，正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对此，他的自我理想化要负一部分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化使他不能认为自己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缺陷或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对童年的反复叨念正是一种勤于自审的幻觉。但由于他把自己的问题外化了，他自然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因素。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再是推进器，那么便是一个沿山坡往下滚动而且只有一直滚下去的圆球，或者是一只被用做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被限定，便永远被决定了。
所以，外化作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病人疏离了自我，而这样疏离正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由于自我被消灭了，自然的结果便是内心冲突也被逐出意识。外化作用使患者更多地责难他人，报复他人，畏惧他人，结果以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这尤其是因为外化作用大大地加剧了最早引起神经症的冲突，即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无论神经症患者作出了什么努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发生了变形，某些方面有所削弱，而另一些方面又增强了。由于这种固有的恶性循环，冲突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使总之尖锐化的原因是，患者每一次新的防御手段，只不过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己和与他人的关系，而冲突正是发源于于这种关系。何况，随着新的因素在他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患者便担心事情变成另一个样子，害怕自己的这些“宝贝”受到威胁。与此同时，他这种与日俱增的自我疏离进一步剥夺了他自我治疗的能力，使他不能摆脱困境。从而，他失去了正常发展的可能，代之而起的是停滞。
患者的保护性手段尽管是严格的却极端脆弱，本身还导致新的恐惧。
其中有一种是害怕平衡被打破。虽然那些手段给他一种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却一触即溃。患者本人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这种威胁，但他还是情不自禁以多种方式感受到它的存在。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是对神经失常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达到明显的程度时，病人便会因此而寻求精神医生的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惧还决定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想做一切疯狂的事情，特别想破坏，而这样想的时候又根本没有负罪感。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病人怕变疯就以为病人真会疯。通常，这种惧怕是暂时性的，处于极度忧愁的心境时才会感觉到。它对病人最大的挑战体现为对理想化意象的突然威胁，这一种剧烈增强的紧张（这主要产生于无意识的愤怒情绪），使过度自控不能维持。
一个相信自己脾气平和、富于勇气的的女性，但当她在一种巨大的麻烦下感到软弱无助、惊心肉跳并爆发出愤怒的时候，她便产生了这种恐惧。她的理想化意象本来象一个铁箍把她紧紧箍着，现在却一下绷断了，使她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在分析治疗中，当病人在经过巨大努力创造了假和谐之后突然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分裂之时，他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
对丧失理智的畏惧主要是无意识愤怒引起的，这一点已经在分析过程得到证明。通过医生的分析，病人的畏惧感减轻，变成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在自我控制难以实现的条件下会侮辱或者殴打人，甚至杀人。如果无意识的愤怒被外化，患者可能惧怕雷电、鬼魂、盗贼、蛇等等。即是说怕一切自身以外有潜在毁灭性的力量。
不过，对神智失常的畏惧毕竟少见。最突出的表现还是怕失去平衡。通过，这种恐惧是隐而不露的，然后以含混朦胧的形式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习惯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诱发这种恐惧。有这种恐惧的人一想到要作一次旅行，工作有变动，要雇一个新的外人或者什么的，都免不了深感不安。只要有可能，他会尽量避免这种改变以。由于这种恐惧威胁着人格的稳定，所以病人不敢找医生对自己分析，尤其是病人自己有办法应付生活的时候更是如此。
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乍一看来颇有道理：分析会不会破坏自己的婚姻、会不会使自己暂时丧失工作能力？
这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病人的一筹莫展状态，他觉得任何冒险都不值得。
另一个产生于病人的保护性结构的恐惧是怕暴露，其根源在于病人为了维护和发展保护性结构而不惜采用虚伪作法。
我们以后谈到冲突使患者的道德诚实受到损害时，将讨论这些虚伪的表现。
眼下我们只需要指出，患者想在自己与他人面前都显得与自己的真实形象有所不同――更加和谐统一，更加通情达理，更加宽宏大度，更加强有力或者更加冷酷无情。
很难说他怕真相暴露给自己还是怕他人知道自己的实情。在意识上，他注意的当然是他人，他越是把恐惧外化，越是担心别人会发现他的真面目。
他可能以为，他对自己的看法倒无足轻重，自己发现的毛病也可以自己解决，只要别人一无所知就行。当然实际上这不可能，但这是他有意识的感觉，而且标志着外化作用的强度。
对被揭露的畏惧可以表现为一种朦胧的感觉。即患者觉得自己在进行欺瞒，或者表现为患者对自己实际上少有兴趣的东西一下看重起来。
患者可能害怕自己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么聪明、能干、有知识、有魅力，于是他的恐惧转化成自己性格中所不具备的品质。
于是病人记起自己少年时代曾老是担心自己在班上成绩第一完全是因为干了欺瞒的勾当。每次转学他都以为这一下要被揭穿了，即使自己又位居第一，还是有这种忧虑。他自己也奇怪怎么有这种感觉，但是找不出原因。
他不能透视他的问题，因为他身陷错误的泥坑中。
对被揭露的恐惧，并不关涉他的聪明与否，而只是被转移到这方面。事实上，恐惧所涉及到的是他的无意识的虚假观念，即自以为是对分数无所谓的好学生，而实际上他却殚精竭虑地想战胜别人。经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就能作出恰当的概括了。害怕自己是骗子，这种恐惧总与某种客观因素相关联，但通常不是患者本以为的那种因素。
从症状上说，最显著的表现是害羞或面露愧色，由于病人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一种无意识的虚伪，所以如果分析医生注意到病人怕被揭露的情绪表现，就断定他有可耻之举或者隐藏着秘密并着手寻之，那么医生就犯了一种极大的错误。实际上，病人可能并没有遮掩什么，也无隐密可言。
于是病人越来越害怕自己一定有什么在无意识中怕暴露出来的很坏的事情，这种情形只会导致患者反省自责，却无助于建设性工作。咖啡厅，他会详细叙述自己的风流韵事，或者说出曾经起的恶毒念头，他会摸头不摸尾的瞎搞一气，但对被揭露的恐惧仍然会存在如故。
对被揭露的恐惧可以由任何情境引起，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检验。这一类情境包括：开始新的工作，交上新朋友、进入新学校、考试、参加社会活动，甚至只是参加讨论会以及任何有可能使他变得突出的场合。
患者通过意识认为是自己怕挫折，实际上常常是怕被暴露，所以即使得到成功也不能减轻这种忧虑。他只会以为这一次自己是侥幸得手，但下一次又如何呢？而且，如果他受挫，他便更加确信自己一直就是在进行欺瞒，这一次给抓住就要原形毕露了。这种感觉的一种表现就是极度腼腆，尤其是面对新情况时。
另一种表现是患者在受到别人喜欢或者看重时还是保持着警惕。他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样想：“他们现在喜欢我，但如果他们真正了解我，他们就不会这样了。”很自然，在分析过程中这种恐惧起着作用，因为分析的明显目的正是要“发现”。
每一种新的恐惧需要有一套新的防御机制。病人用相互对立的方法消除对揭露的恐惧，而所有这些办法都取决于病人的性格结构。
一方面，病人表现出一种倾向――回避任何类似考验的场合，假如无法回避，便尽量谨言慎行，自我节制，给自己戴上一副别人看不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又有一种无意识的意图――要让自己变得无瑕可击，勿需再怕什么揭露。后一种态度不仅是防御性的；攻击型患者也巧妙地运用欺瞒来影响那些他想利用的人；
要理解患者对揭露的恐惧，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其一是：患者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什么？其二是：如果他真被揭露，他怕的是什么？
第一问题我们上面已经作出回答。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还得讨论另一种恐惧，它同样发端于病人的保护性措施。病人惧怕他人的藐视、侮辱和讽刺。防御措施的脆弱性解释了病人何以害怕平衡被打破，无意识的虚伪又导致病人怕被揭露。但对屈辱的畏惧来源于受伤害的自尊。
我们前面章节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创造理想化意象和外化行为都是试图修补受损的自尊，但正如我们已明白的那样，这两者都只是更加损害了自尊。
如果我们对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自尊发生的变化作一鸟瞰，我们就能够看到两对交互运动的过程。
一对的情况是：真实的自尊大大降低，非真实的自傲大大上升；自傲是因为觉得自己优秀，敢于进取，独一无二，无所不会，无所不知。
另一对情况是：患者把真实的自我极度贬低，相反，却把他人看成巨人。通过压抑，通过外化或者理想化，患者失去了自我之见；即使他未实际的地变成、也会感到自己是一团空虚的影子，而不是一个实体。同时，对他人即需要又恐惧的结果不仅使他人变得更可怕，也更不可缺少了。由此，他的重心不再落在自身上而是落在他人的身上，而且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特权拱手让合他人。这样的后果是，他人对他的评价变得至关重要，而自我评价倒反而无足轻重了，这更助长了他人的看法在他眼中的权威性。
上述的各种情况共同解释了患者何以如此无力的抵抗冷遇、屈辱、讽刺的伤害。每一种神经症都有这类情况，所以病人这方面再现得尤其敏感。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轻视的恐惧有这么多根源，我们就明白，要去掉甚至减轻这种恐惧绝非易事。它只能随着神经症的缓解而减轻。
一般而言，这种恐惧造成患者与他人隔阂，并使他对别人抱有敌意。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大大瓦解了他的雄心壮志，使他变得怯懦无力。他不敢对他人有所期望，有所苛求。他不敢交往在某些方面优于自己的人，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他很有见地；他不敢发挥创造性才能，即使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不敢使自己有吸引力、感染力、不敢有所进取，等等。
即使偶尔耐不住而跃跃欲试，一想到受奚落的可怕前景就马上知难而退，转而在稳重、谨慎中躲避风险。
比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恐惧还更难于察觉的，是一种可以看作是神经症发燕尾服过程中一切恐惧浓缩后的东西，那就是害怕自身有任何改变。
患者以两种极端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改变。他们或者干脆甩手不管，感到在以后某个时候改变会奇迹般的自动发生；或者急于求成，对问题还毫无理解就迫不及待地想改变。
在第一种态度里，他们固守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对问题作了一瞥，承认了有毛病，那就足够了。别人告诉他们说，要实现自我完成，他们必须实际上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他们听了便大吃一惊，深感不安。他们当然是接受这种说法的道理，但他们的无意识里拒绝接受它。
在第二种相反的态度里，病人无意识地假称已有了改变。这一方面是一种想当然，其产生是由于病人对自己任何缺点都不可以忍受；另一方面地是由他的无意识的自以为万能决定的；他认为只要希望麻烦能被消除，它就能消除。
在这种恐惧改变的后面，隐藏着对变得更糟的恐惧，即怕失去理想化意象，变成自我鄙弃的模样，或者经过分析后只剩下一个空虚的躯壳。患者怕的是自己还无知的东西，怕的是丢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安全、满意的手段（尤其是幻想问题解决了），或者怕的是不能改变。
所有这些恐惧的根源都在于冲突还未解决。但如果我们想最终取得人格的整合，我们必须不怕面对这些恐惧。所以，这样一来，它们还是我们正视自己的障碍，它们似乎是一个炼狱，我们只有经过这一关后才能得救。
带着冲突生活主要还意味着生命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由冲突本身造成，还由试图解决冲突的各种错误办法造成。当一个人在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是不能将精力集中于任何事物上的。他总是企图同时达到两个甚至三个相互矛盾的目的。这意味着他不是分散了精力就是自己挫败了自己的努力。
一个属于这种病例的女性，想作一个理想的良母、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想穿着体面，在社交和政治场合上大出风头；相当贤妻，又想有婚外恋，并且能做自己想做的创造性工作。勿需说，这些渴求是不能实现的，而她的精力将被浪费掉。
更常见的是相互矛盾的动机阻碍了对目标的追求。一个男子可能想做人之良友，但他又想左右他人，发号施令，结果他的潜在可能性得不到实现。
在患者的保护性结构中某些因素也同样消耗并且分散精力。由于对基本冲突某一部分进行压抑，人格的很大部分被遮蔽了。被遮蔽的部分仍然很活跃，足以对患者进行干扰，却不可能有任何建设性用途。这样，压抑的结果只造成精力的损耗，而本来这种精力可用之于自信、与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
我们再提一提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与自我的疏离剥夺了患者的前进动力。他虽然照样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也可能在外在压力下作出较大的努力，但要他自己依靠自己时，则马上毫无办法了。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工作时间以外的场合中毫无建树，也毫无乐趣，它完全意味着患者的创造性给虚掷了。
精力的浪费可以发端于三种大的紊乱失调，这三种失调都是表明有冲突存在的症状。
其一是遇事都犹豫不决。
这种情况可见诸各种场合，无论大小巨细，患者无何休止地动摇着，犹豫着。如果他面临非作不可而一旦决定又不能更改的选择，便如临大敌，只弄得仓惶失措，身心交瘁。
虽然患者这种犹豫不决表现很明显，但却常常感觉不到。因为患者在无意识中总是竭力作出任何决定。他们总是对问题一拖再拖，或者设法回避非作决定不可的场合。他们让自己坐等机会或者让别人去做决定。他们也可能把事情弄得混乱，从而使作决定变得不必要。由此而产生的毫无目的的状态也通常不为患者所知。
由于患者用很多无意识手段却掩盖自己的犹豫，所以分析医生很少听见患者说自己这方面的事情，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较普遍的障碍。
精力分散的第二个典型症状是一种普遍性的办事无效率。
我这里说的办事无效率是指那种一个人由于内心有冲突不能发挥最好的能力，从而造成的办事无效率他好比是踩着刹车又想驱车前行，汽车自然开不动。
他有时的情形的确是这样，无论从他的能力还是他所从事的工作的艰巨性而言，他都不应该显得那样迟缓无力。并非他没有尽力，相反，他作任何事不得不支付超乎寻常的精力。
比如，他要花掉数小时才能写一篇报告或者学会一个简单的动作。他会有多种多样的障碍原因。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抗拒那种他感受为压迫的东西，他可能情不自禁要完成每一细枝未节，他可能对自己在为恼怒－－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举棋便大显身手。
无效率不仅表现在办事迟缓，它还可能表现为笨拙与健忘。一个女仆或者家庭主妇如果心中暗自认为自己那么有才，不该做下贱的家务活，那么她的工作不可能干好。而且，她不仅是家务上笨拙，她的各方面努力都变得毫无效率。从主观的立场来看，这意味着在一种扭曲的状态下工作，其结果必然便是很容易变得疲乏不堪，需要更多的休息。
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工作都注定迫使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就像刹车被踩汽车难以正常开动一样。
内心的扭曲和处处显得无能与笨拙，不仅见于工作之中，也很明显地表现于人的相处上。如果某人想与人友好，但又讨厌这样作，认为那是去讨好奉迎，他便会显得矫揉造作；如果他既想自我表现又想附合屈从，他便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与人接触又担心遭到拒绝，便会胆怯害羞――等等。冲突的面越宽，生活中的扭曲便越严重。
第三个典型的紊乱症状是普遍性怠惰。
有怠惰毛病的患者常常责备自己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既懒惰懈怠又对此心甘情愿。
他们可能对任何努力都持一种有意识的反感，并自我合理化，认为他们有大主意就足够了，具体细节是别人考虑的事，也就是说，是应该由别人干的事。
对努力尝试所持的反感也可表现为一种恐惧，怕自己努力的结果只会带来损害。只要我们考虑到他们自知容易疲乏，就不难理解这种恐惧。如果医生只是表面看待这种疲倦症状，那么他的劝告反而只会加重这种倦怠。
神经症性质的怠惰是主动性和行动能力的瘫痪。一般说来，这种结果来源于对自我的的严重疏离和奋斗的方向不明确。
如果患者长期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扭曲的、无效的，他便处处显得无精打彩，尽管这当中也有短期的热烈行动。
理想化意象对这种怠惰最有影响力，对于自己努力的无效，会使患者感到自己并非是那理想化意象。而一想到要作的事只是平庸无奇的，他便宁可不去作它，而是幻想着自己大显身手。
随时侵蚀着他心灵的自卑感必然随着这种理想化意象进一步剥夺他的自信，使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事，因此把活动的刺激与乐趣都埋葬了。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不仅受害于精力分散，也受害于一种道德观念的分裂。
这里说的道德准则，是指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影响自身发展的所有那些感觉、态度和行为。
相互矛盾的道德价值也可见于基本冲突。尽管患者竭力想使它们相互协调，它们还是不断地对他发生影响。
不过，没有哪一种道德价值被他认真当回事。理想化意象尽管包括真实的理想的因素，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赝品。
我们说过，神经症患者可能真正相信他在对自己的理想紧追不舍，所以会谴责自己的每一个疏忽。这样，在追求他的标准时，他显得过分的兢兢业业。或者，患者可能在想到和谈到价值与理想时而坠入自我陶醉。
我所说的他不认真把自己的理想当回事，是指那些理想对他的生活不具有义务的强制力量，当他觉得方便或者发现它有用时便遵循它的准则，否则便束之高阁。
如果那些理想是真的，也就不容易随便丢弃，而神经症患者尽管真正对某一事业有势头的追求，可一但碰上任何诱惑则马上背叛那种事业。
一般而言，破坏了道德的完整，便减少了真诚，从而增强了自我中心趋势。在日本的佛经中，真诚是等于专心致志的，这恰好佐证了我们在临床观察基础上作出的结论，那就是，内心有分裂的人不可能完全真诚。
自我中心论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要别人屈服于他的需要。患者不是把别人看成自有其权利的同等的人，而看成是一种可以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他讨好或者喜欢别人，是为了缓和自己的焦虑；他有意给别人留下印象，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自尊；他责怪别人，因为他不能把责任承当下来；他必须挫败别人，因为他需要成功。
神经症无论有怎样的发展进程，总有这样一个因素：无意识的假象。其中较明显的如下所示：
爱的假象。
这一术语包括很多种感觉和渴求，也有大量主观上认为是爱的感受。它可以指一个人所持的寄生性期待，这种人觉得自己太软弱太空虚而不能一个人生活。
在有攻击性倾向的人身上，它可表现为一种欲望，想从对方捞取好处，通过对方获取成功、威望、权力。
这种假象的爱还可见于患者想征服某人，战胜某人的行为中；或者把自己融入对方，通过对方来完成自己的生活。；
这种假象的爱还可以是患者的一种需要，要别人赞美他，从而证实自己的那种理想化意象。
事实上，导致假爱的感觉和倾向最终会暴露在表面。
善的假象。
无私、同情等品质也与爱的假象雷同，这种假象是屈从型患者的特点，再加上他的特定的理想化意象，他对攻击性倾向的压抑，这种假象便更严重了。
兴趣与知识的假象。
这种假象最显著地表现于那些与自己的感情相疏离，认为只用理智便可引导生活之船的人。
他们只好伪装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一切都感兴趣。但这种假象也可见于另一类人，只是更难于察觉。这种人似乎对某一事业有献身精神，但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只是利用这种兴趣作为跳板，以达到渴求的成功、权力或物质利益等。
诚实公正的假象。
这种假象常见于攻击型的人，尤其是虐待狂倾向明显的时候。他看到别人的爱与善的虚伪性，便认为由于自己不沾染那种伪善的坏习气，没有假装慷慨、爱国、虔诚等，所以自己特别真诚。实际上，他有一种与些不同的虚伪。他拒绝流行的偏见，正可能是对抗传统价值的一种盲目的、否定的手段。
他的这种否定能力不一定是力量的标志，而只是想挫败他人的愿望。他的坦率可以是讥讽和羞辱他人。在他宣称的自我兴趣的公正外表下，有可能掩盖着为了利己而利用他人的动机。
痛苦的假象。
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讨论这种现象，因为关于它有一些糊涂的观念。
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家们相信，神经症患者需要感到被亏待，需要忧虑，需要被惩罚。
持上述观点的人没有看到，神经症患者的痛苦比他自己知道的更多，而且通常只是在他开始康复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更不能忽视的是，持有那些观点的人似乎不理解，因冲突的存在便不可避免会有痛苦，完全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让自己人格崩溃，显然不是他愿意给自己以伤害，而是因为他内心的需要驱迫他这样做。
对痛苦的嗜好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把自己的不幸小题大作，加以夸张。的确，患者有可能别有动机的去尝试或者炫耀自己的痛苦。它可能是患者乞求注意或饶恕的托辞。患者可能无意识地用它来达到利已的目的，它可能是被压抑的报复性表现。用来消除对报复欲望的压制。但如果考虑到患者内心的自我崇高感和纯洁感，我们只得认为那是他可以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唯一的途径。
有一点也是事实，即他常常为自己的痛苦找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无缘无故沉迷在痛苦中。这样他便郁闷不乐，并把苦恼归咎于自己有“过失”，而实际上他苦痛的原因是自己不是理想的那种形象。或者，在和亲爱者各处一方时他会觉得一切都完了，虽然他自认这是由于自己爱得深。实际上，他的内心正遭到分裂，他受不了独自一人的生活。最后，他可能矫揉造作，当他实际上是在发怒时，还以为自己在受痛苦的煎熬。
比如，一个女人在情人没有如约写信来时便会认为自己在受痛苦，但实际上她是恼怒了，因为她要事情顺她的心意发展，因为在任何好象是对她冷落都使她感到羞辱。
在这个例子里，患者无意识地选择了痛苦，而不愿认识自己的恼怒以及产生这些恼怒的神经症趋势；她还强调了痛苦，因为它有助于掩盖患者对人对已的整个关系中的两面性。
不难看出，以上各例子中没有一例是患者自己真想要痛苦。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痛苦的假象。
还有一种特定的损害，就是患者形成了无意识的自大感。
我这里象本书前面一样指的是患者把自己不具有或者很少具有的品质看成是自己完全具有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无意识地要求对他人发号施令。
所有神经症性质的自大都是无意识的，因为患者察觉不到自己那种毫无理由的要求。
这儿的区别不是有意识自大与无意识自大之间的区别，而是在过分谦虚和处处道歉下面的自大与举目可见的自大之间的区别。区别在于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大小，而不在自大的程度。
在第一种范围内，一个人公然要求专门的特权；第二种范围内，如果别人没有自行给予他特权，则他会受到伤害。
而两种情况都缺少的，是一种可称作现实的谦卑感的品质，即认识到――不仅在口头上也在心中真那样想――所有人都有局限，都不完美，自己尤其是这样。
据我的经验，病人都不愿别人说他们有局限，也不愿意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对于潜在自大倾向的病人而言尤其如此。他宁愿严厉地责怪自己造成了疏忽或者过失，而不愿意象基督徒那样承认“我只有一些零星的知识”。他宁可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与懒散懈怠，也不承认人不可能任何时候都保持良好的状态。
自大情绪的最确定的标志是在自责（以及随之而来的道歉认错）与内心的恼怒（不满别人的批评或冷落）之间出现明显的矛盾。
常常，只有通过密切的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受损害的感觉，因为过分谦卑的人很可能将这些感觉深藏起来。但实际上他可能与公开自大的人一样对人苛求。他对别人的批评并未温和一些。尽管表面上他只是自我抹煞，赞扬他人，但心中却暗暗期望别人与他一样完美。这就意味着他对别人的真实的个性缺少真正的尊重。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立场不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靠性。神经症患者很少根据一个人，一种观点或者一个事业的客观优点，而是根据自己感情上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立场。由于他的这些感情需要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许多患者的思想很容易被外在因素所左右――好象是在无意识中随时被人收买――只是不是被钱，而是被温情、威望、名气、权力或者“自由”所收买。
这种情况可见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之中，无论是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还是自己作为群体之一员。患者常常不能说出自己对别人的感受或看法。一点失望，爱了一点轻视，或自认是受了一点轻视，就足以使他与别人断决朋友关系。遇上一点困难，他的热情就马上消失，而代之垂头丧气。他会因为个人恩怨而改变宗教、政治甚至学术观点。他可能在私下讨论时立场鲜明，但一旦权威或者团体施加一点点压力他就马上让步附合，常常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改变了观点，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改变了看法。
神经症患者会无意识地避免显而易见的摇摆不定，办法是不第一个表态，或持观望态度――“骑墙”，以便随时有余地倒向某一边。他也许会以情况的复杂为理由来使自己这种态度合理化，或者被一种强迫性的“公正”感所支配。无疑，如果是真正想作到公正不阿，那是可贵的追求。另外，如果一心想作到公正，的确使人在很多场合下都更难于作出决断。但“公正”也可以是理想化意象的一个强迫性属性。其作用正是使表态变成不必要，而同时又使人感觉自己因超脱了偏见之争而显得超凡脱俗。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有一种抹煞区别的倾向，认为两种观点实际上并不怎么矛盾，或者认为在两者的。或认为在纠纷之中双方都是对的。这是一种伪客观性，它阻碍患者通过事物表面看清本质问题。
神经症患者对责任的态度可能是令人困惑难解的。如果我们自己清楚的认识到，把责任归已确实地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明白，要神经症病人来承担责任，就算可能，也是十分艰难的。那首先意味着实事求是地各自己也向他人承认，自己的意图是什么，说了什么话，有什么行为，并愿意对后果负责。
在这个意义上，要神经症患者自己负责，那是太难了；因为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而且主页上根本不想知道。这就解释了何以他常常想方设法把责任推掉，比如通过否认、忘记、疏忽，老是找其它理由，自认为被误解，或者被弄糊涂了等等。
由于他总是倾向于把自己除外或者认为自己没有差错，他极容易认为麻烦的产生是由于妻子、同事或者分析医生的过错。
另外还有一种因素也使他没有能力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或甚至无能力看到这种后果，这就是自以为万能的感觉。
在此基础上，他以为能够为所欲为又不负责。而他如果意识不到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感觉便会被粉碎。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思维上的无能，即不能考虑到原因和结果。患者普遍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想从来就只能围着过失和惩罚两个字打转。几乎每一个患者都认为分析医生是在怪罪于他，而实际上医生只是在让他面对自己的矛盾及后果。
但只要问题不涉及到自己个人的麻烦，他可以象别人一样实事求是地对待。比如，如果天在下雨，他不会问这是谁的过失，而是接受这种偶然的出现。
当我们说自己承担责任时，我们还指能够挺身捍卫自信是正确的东西，以及愿意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被证明是错误时，承担全部后果。但是，当一个人为内心冲突所分裂时，是难以作到这一点的。他应该挺身而出捍卫哪一种内心的冲突倾向呢？它们中间没有一种代表了他真正想要或者相信的东西。事实上他只有捍卫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却不允许任何错误。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引出了乱子，他必须假装正确，把恶果推向别人。
兴一个简单的例子用于说明这个问题。某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渴求无限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或者干不成。他不愿意把责任托付给别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更有能力处理某些事物的人。在他心中，任何事都只有他最懂行。此外，他还不要别人感到他们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帮手。他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才不可能如愿以偿。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屈从他人，想作一个大好人。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他身上便有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症状：怠惰、嗜睡、犹豫、拖沓，因而不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又由于他感到守约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强迫，他暗暗喜欢让别人等候他。还有，他作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只是因为那样能满足自己的虚荣。最后，他又很想作模范丈夫，而这又要耗费他不少的时间和心思。所以这个团体自然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但由于他看不到自己的毛病，他反而怪罪团体里别的人员，或责怪外在条件的不利。
这样，我们再次试问：他能为他人格中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的屈从讨好倾向？首先，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毫无所知。但即使他意识到这两种倾向，他也作不到取其一而舍其二，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不仅如此，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觉得自身有理想的优点和无限能力，而对别的则视而不见，所以，他当然不能对冲突产生的结果负责。那样做无异于要他把一心所想掩饰的、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一般说来，神经症患者尤其不愿意――当然是无意识的――对自己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他甚至对显而易见的后果也闭而不看。由于他不能清除自己的冲突，他便执着地相信――也是无意识的――自己神通广大，是应该能够对付那些冲突的。他认为，后果只是别人才应该考虑的，自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而，他必须不断回避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只是他愿意面对这一系列问题而敞开自己的心灵就好了！那样，他会得到巨大的教益。这些问题将雄辩地证明，他的生活体系有毛病，尽管他有那些无意识的狡诈的策略，他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的法则。这些法则也同样无情的制约着我们的肉体。
事实上，整个责任问题根本引不起患者的任何兴趣。他只看到或者朦胧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消极的方面。他没有看见，并且只是在以后才逐渐懂得的是：由于自己拒不理睬这一问题，他挫败了自己渴求独立的热烈愿望。他以为拒不承认任何义务就可以确保独立，而实际上一个人承担责任才是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显得怎样奇特或非个人的，实际上都是性格障碍。既然如此，那么，治疗的任务便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是清楚地界定了这种结构及其个体之间的差异，就能越是精确地勾划出需要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保护性防御工事，就可以粗略地把治疗工作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详细检查某个患者为解决冲突所做的无意识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包括研究他的主要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作用等等，而不考虑与暗藏的基本冲突的具体关系。我们不能认为，由于还没首先考虑冲突，便不可能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患者协调冲突的要求，他们却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义和影响力。
第二个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不仅指使病人意识到他的冲突的大略概况，还包括帮助他看清这些冲突是怎样在具体发生作用的。这就是说，要使他知道，他的相互矛盾的倾向及其产物——态度这两者之间是怎样在具体事例中相互干扰的。比如，他有屈从的倾向，而这种屈从性又因为他有倒错的虐待狂倾向而大大增强，他就应该意识到，正是这种屈从要求阻碍了他在运动中不能取胜，竞争中不能成功，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非有不可的东西。又比如，他应该懂得，他的禁欲主义有诸种根源，而这种压抑又正与他对同情、爱与欢乐的需求相矛盾。我们应该使他明白，他是怎样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比如，他是怎样有时候对自己过分严格拘谨，有时候又过分宽容放纵；又比如，他的虐待倾向怎样加强了他对自己的外化了的要求，而这要求又与他的另一要求相冲突（即他又想显得博识而仁慈），结果，他对别人所作所为一会儿谴责，一会儿原谅；又比如，他怎样在自认为享有一切权力与自认不该有任何权力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来摆去。
为了界定我们追求的目标，还可以用这一术语：感情的自发性，即一种感情的觉醒与生机，无论是爱与恨，还是喜、怒、哀、乐。这包括既有能力表现，又能主动控制。由于爱与友谊的能力极为重要，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爱既不应是寄生般的依附，也不是虐待式的支配，而是像马克默雷所说的“一种这样的关系，它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因为对人来说与他人分享体验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互相理解，在共同生活中发现快乐与满足，向对方表现和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扉”。
在临床分析中，最有力的治疗就是让病人知道后果，道理是：它使病人从心里感到，只有改变内心里的某些东西，才能够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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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ckpig
来源：www.skcir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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